作者：马良
8月13日，三星掌门人李在镕获假释出狱。
今年1月时，韩国法院认定李在镕向朴槿惠亲信崔顺实行贿86.8亿韩元（约5100万元人民币），以换取政府支持其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因此对其判刑2年半。
截至8月，李在镕已经服完60%刑期，在监狱还被评为“模范囚犯”。
对李在镕获假释，韩国法务部宣称，是“综合考虑全球经济、国家信用风险等各项条件”后的决定；不仅如此，时任总统的文在寅则表示，是“为了国家利益”，并“希望国民理解”。
对此，一种观点甚嚣尘上，认为这意味着文在寅向三星财阀屈服？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起财阀影响政治的案例呢？可能问题焦点在于，促使文在寅此举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了。
李在镕获刑期间，全球范围内芯片战势头有增无减，韩国能接受三星错过吗？要知道，打击财阀仅是手段，经济释放实利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释放实利，那么该妥协就得妥协。就此而言，李在镕获释不仅可能刺激全球芯片市场加速重组，而且也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经济政治关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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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屈服”背后的三重面向
在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青年的失业率一度高达25%。不得已，文在寅增加220万亿韩元财政拨款，以求改善青年就业状况。
遗憾的是，长期韩国经济的疲软并没有让文在寅的政策起到明显效果。此外，韩国经济严重依赖财阀，把三星掌门人抓进监狱，无疑起了“反作用”。
对三星来说，芯片竞争已成全球大势，竞争对手如台积电、英特尔、中芯国际等正加快布局，市场出现加速重整迹象；反观三星，失去掌门人还能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及时作出决断吗？
而且，由于李在镕被关押，三星内部无人“拍板”，计划在美国建设价值170亿美元的芯片代工厂也迟迟不能推进。
如果三星错失投资时机，可能会失去在半导体市场的领导地位，进而波及经济与民众自信心。
假使这些都是经济考量，那么从文在寅的角度来看，致命一击可能来自政治斗争形势恶化。
今年，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于首尔与釜山的市长补选中接连被野党打败。新上任的两位市长公开和文在寅叫板，要求释放李明博和朴槿惠。共同民主党领导层也出现动荡，爆发集体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对内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与改善就业，对外又可能导致韩国失去全球半导体地位，复加上自己政治核心力量出现瓦解，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韩国罪人的文在寅还有选择吗？
斗争劣势要求外部力量进行破局，把三星作为可能盘活自己政治处境的棋子，文在寅何乐而不为？
当然，必须指出，文在寅之所以能走这步棋，一个必要条件是李在镕的“上道”。
作为三星的第三代掌门人，李在镕敏于时事，是一个相当识时务的人物。他不仅能跟此前最大的竞争对手苹果“暴君”乔布斯谈笑风生，而且能放下身段，主动讨好文在寅，称得上是“一时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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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镕：识时务者为俊杰
三星作为韩国财阀之首，不仅占据经济20%左右规模，而且辐射社会诸多领域，以消费电子为例，就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家电等产品，以及芯片、摄像头传感器等关键元器件，因此被称为“三星帝国”。
其中，关涉芯片的半导体业务是三星集团的命脉。根据2021年第二季财报，半导体业务尽管才占总营收的三分之一，但是利润占比却接近一半。
更加重要的是，三星的芯片优势，让其在韩国拥有远超其他财阀的地位。
当前，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技术，诸如人工智能、5G、机器人等等，核心要件都是芯片。就芯片生产来说，只有极少数制造厂处在最前沿地位。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全球中国：科技》报告，三星是为数不多既能自己设计芯片，又能自己进行生产，属于一体化类型的企业。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晶体管制造工艺是5nm级别，只有台积电和三星两家可以生产。
对任一国家的高新技术发展来说，按照卡住芯片等于卡住脖子，三星集团的能量可见一斑。正是这种于国有些“举足轻重”的地位，反过来赋予三星在韩国独特的意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
对三星来说，最棘手的情况是其与台积电的差距在扩大。4月份，台湾台积电宣布将投资1000亿美元巩固其领导地位。
依照财报数据，在芯片制造领域，2021年第一季度三星与台积电的差距不减发反增。同时，英特尔也磨刀霍霍向三星，其宣称要扩大代工业务，实现追赶。
在这个意义上讲，韩国上下都得“着急”。李在镕和文在寅都不例外。李在镕比较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深谙三星掌门人身份给予自己能够与文在寅相比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但是并没有仗此去“要挟”，而是不断放低身子，给文在寅铺台阶。
2018年7月，文在寅出访印度时与李在镕会面，提出三星要在韩国多投资，多创造就业岗位。回到韩国后，李在镕立马就把文在寅的“提议”落实了，他宣布3年内在韩国新增投资180万亿韩元，新录用4万名员工。这一计划还将间接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
对于饱受诟病的财阀经济，也就是家族经济，李在镕也旗帜鲜明的进行表态。李在镕明确说，“不会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由其子女继承”。此举极大地缓解了韩国民众的“敌视”情绪。
对文在寅来说，这下面子里子都有了，再加上自己的政治斗争需求，自然一改态度。刚出狱的李在镕表现也还不错，他说“很抱歉令国民担心，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我的担忧、责难和期待。我会努力的”，并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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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战：重整经济-政治关系
对财阀经济，打击是手段，释放实利才是目的。财阀经济的核心组织是家族，是借助血缘关系进行控制与传承，这是韩国财阀最受民众批评的地方。应对这个问题不能以手段替代目的，要对症下药。
在这个方面，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面对反资本反财阀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潮流，如何进行应对其实都心中有数。
李在镕也非常清醒，不仅承认围绕自己及三星所引发的众多争议归根结底是继承问题，而且对外宣布废除继承制，不再把公司经营权交给自己的子女，以此挽回三星在民众心中的印象。
要知道，围绕继承问题，李在镕及其父李健熙差点全进监狱，三星集团也与灭顶之灾擦肩而过。
当时，李健熙涉嫌逃税和贿赂，遭到韩国地方法院起诉；李在镕则因协助李健熙转移资产，被牵扯进去。最终，李健熙辞去了三星会长一职，李在镕前往海外办事处暂避风头。
后来，赶上申办奥运会，韩国总统李明博才以“帮助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名义，宣布特赦李健熙。李在镕父子由此得以“脱险”。有了这一教训，李在镕自然在继承问题上不会硬顶了。
有意思的是，对于李在镕的假释，韩国仍有人批评这是对财阀的优惠。
问题在于，从现实效果来讲，不予假释能达到打击财阀经济的真正目的吗？在全球芯片战的情况下，这一选择对韩国来说又是真正有利的吗？
从经济-政治关系来看，理想状况是政治这根鞭子督促监管经济这辆马车运行，最终使之创造价值。也就是，实利而非打击才是目的。
在全球缺芯背景下，除了继续涨价，芯片巨头之间的剧烈竞争会进一步白热化。对三星来讲，其在芯片产业中的地位并不是一家独大且一劳永逸的，而是随时可能被淘汰。因此，三星必须也紧跟全球节奏，加入已白热化的芯片战。
当前，芯片公司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设计公司，就是自己不办工厂，比如高通、博通、英伟达，以及国内的海思等等。这些公司是为了集中资金做研发，才把成本高昂的生产环节委托出去。
第二种是加工公司，也就是晶圆代工厂，比如台积电、格罗方德，以及国内的中芯国际。第三种是如三星、英特尔这样的一体化公司，既自己设计芯片，也自己生产晶圆。
在芯片产业中，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前述提到的芯片晶体管制造工艺，或者说是晶圆代工厂的技术能力。在5nm级别，全世界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
但是，必须指出，三星不仅被台积电甩在后面，英特尔也计划几年内达到这一级别。特别地，国内的顶级制造商中芯国际也有望将来达到这一级别。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芯片战成为天然的正义行为，李在镕及其三星借得了大势。因此，哪怕韩国民众再是讨厌甚至憎恶三星与李在镕，韩国政府也必须改变一味打击的立场。此前一直头铁的文在寅，就开始向财阀“低头”。事实上，换一个人在台上，也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总的来看，李在镕的“放弃”，文在寅的“屈服”，共同为韩国经济-政治关系重回正轨提供了一个机会。
